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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演不拍電影,卻去開計程車?為什麼?就算真的去開計程車,還是能順便拍電影的,《計程人生(Taxi)》告訴世人:生命終於會找到出口的,藝術亦然。

 

不管國家怎麼打壓,伊朗導演潘納希(Jafar Panahi)就是有突圍的本事,他為什麼要守在一輛計程車裡拍出《計程人生(Taxi)》?藍色電影夢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介紹,請參看過去寫過的的逮捕篇聲援篇對抗篇,今天要談的是電影成就。

伊朗政府嚴禁潘納希廿年內不能拍電影,嗯,用手機拍,算不算?用行車記錄器來拍攝,又算不算?法令有時盡(各國法令對「電影」的定義跟得上時代風潮嗎?),科技日日新,《計程人生》敢於用行車記錄器來拍電影,不但是科技的突圍,更是意志的勝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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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計程人生》的劇情就是潘納希當計程車司機的一天生活,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在車子內外發生,這是極其吻合古典希臘戲劇的「三一律(時間、地點和動作的一致)」精神,從車輛等待號誌變化要前進的第一個畫面開始,潘納希就試圖帶出一種「街頭實況」的寫實力量,至於最後的黑畫面,則是進入特務釘梢的「政治情境」,嘲諷有之,揶揄有之。整部電影有時真實,有時扮戲,有時指桑罵槐,有時哭笑不得,虛虛實實交雜混揉,吊足觀眾胃口。

《計程人生》的劇情其實簡單:有人上車,有人下車,車上的人說個不停,車外的人各有好戲,上上下下,進進出出,成就的就是達黑蘭的當代浮世繪。

首先是生猛的行車秩序。明明紅燈變綠燈了,行人照走,幹道車輛也視而未見,沒有三兩三,還是別開車;然後,有人招手就停車,有人拍車門,你也得讓人上車,至於在快車道停車讓人下車,大家也習焉不怪…這種街頭即景,多麼生猛!

其次,上車的真是路人?還是演員?最初的一男一女,就要不要槍斃偷車賊起了爭議,此情此景像極了台灣的廢死辯論:宵小猖狂,不殺雞哪能儆猴?但是,嚴刑峻法有讓治安更好嗎?看似陌生人的閒談爭辯,其實你就看見了,也聽見了導演對伊斯蘭基本教義的沉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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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故弄玄虛,很快就拆穿司機的真實身份,則是潘納希的相信的「真實」魔法。

「哪有司機不知道醫院在哪兒?喂,你不是真的計程車司機吧?」第一位乘客負責揭穿潘納希的司機身份,第三位賣黑市影碟的乘客則負責挑明:「剛才那對男女,不是一般路人吧,他們是演員吧?」甚至他的朋友還要潘納希直接推荐究竟買哪幾張必看經典……在鏡頭前露臉的每個人,不管是素人或是演員,只要說真話,說人話,就得著了澎湃原力,連帶也更添對白的可信度,讓不能碰觸的政治禁忌,都在大家心領神會的眼神中,有了心照不宣的趣味與力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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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片的戲劇高潮在於全身是血的車禍傷者上了車,他會高喊著要借手機錄影,留下遺囑,以免妻子分不到遺產,甚至還會斥罵妻子哭小聲點,以免蓋掉錄影音量,這段插曲,帶出了全片的第二主軸:婦女現況。而且餘波盪漾,首先是這位妻子急著要取得錄影檔案(今天沒事了,誰曉得明後天會如何呢?),她的焦慮與急切,就是捍衛婦權的具體明證。

其次則是潘納希的小侄女上車後唸出學校老師交代的拍片需知:不准摘掉婦女頭巾、男女不能有肌膚接觸……匪夷所思的戒律或者法律,不也具體而微完成了伊朗婦女的當代塑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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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,曾經援救潘納希的女律師如今只能賣花了(如同導演只能開起計程車了),都是政治迫害的鐵證,差別在於潘納希只有含笑呈現,不破口罵,也不大聲怨,一如他的寬厚笑容,那種隨遇而安的豁達,才是最有力的對抗(我們為什麼要被別人規畫的劇本下演出呢?)。

當然,潘納希的最後反擊也是極其有力的。車子停在路邊,然後來了輛摩托車,駕駛座在把風,身後的那人下車後走向計程車,先是打破車窗,既而要來偷行車記錄器(你不會忘記一開始時,那位演員批判的:該槍斃的小偷!),然後畫面黑了,只聽到有人開罵:「怎麼沒有記憶卡?」有人接話說:「算了,快走,下次再說。」

看不見的黑,能夠遮掉多少政治的黑?《計程人生》的結尾就是「一鎚定音」的最佳示範。

 

文章轉載自藍祖蔚「藍色電影夢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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藍 祖蔚
從小在西門町長大,得空就去看電影,迷死了電影。 一度,因緣湊巧,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製片部經理,拍了林正盛導演的「美麗在唱歌」(得到東京影展女主角獎)和蔡明亮導演的「河流」(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)。 目前,得空時在教育電台主持「藍色電影院」。不管工作如何異動,對電影的熱情依舊在文字和聲音的工作中持續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