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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數人的生活只像一首清淡小詩,沒有風雷,只是時陰時睛又時小雨地悠悠度過,好導演卻懂得從平淡中提煉出醇濃精粹。

文學創作往往借用「明喻(Similes)」或「暗喻(Metaphor)」 來強化作家想要傳達的意境,日本導演橋口亮輔的《幸福的彼端》選用的「明喻」和「暗喻」手法則同樣是透過繪畫。

《幸福的彼端》是一部溫柔、緩慢卻極細緻的精品,描寫一對同居男女翔子(由木村多江飾演)和金男(由Lily Franky飾演),從1993年到2001年的九年相處時光,從翔子懷孕的喜悅,歷經喪女的沮喪,憂鬱崩潰的挫敗到用彩筆畫出繽紛花朵的破繭,橋口亮輔避開了所有高潮戲劇的情緒渲染,傳統戲劇偏愛的灑狗血情節,全都被他給閃過了,翔子從崩毀到重生的轉變,其實是一段漫長的生命煎熬,耐心陪伴的金男不是沒有情緒,但是他選擇了包容與等待,看似低調又清冷的人生片段,其實蓄積著極大的生命困惑與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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翔子從憂鬱迷宮中走了出來的關鍵在於她能夠拿起畫筆,畫出生命四周的物件色彩。橋口亮輔接受日本時報採訪時曾說過:「當你憂傷挫折時,世界一片灰濛;等到情況好轉時,色彩就好像又跳了回來,世界重新有了顏色。」翔子從番茄的豐滿圓實的外形和紅潤的色澤上找回生命力,翔子的畫筆與畫作,就是《幸福的彼端》採用的明喻手法,以致於當翔子與金男躺在禪寺的榻榻米上,看著翔子的畫作全數轉化成為天花板裝飾時的場景,幸福的滋味到底是什麼?幸福究竟是什麼?其實早已幻化成為多數影迷一眼就能明白的影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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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幸福的彼端》最最高明的地方則在於請Lily Franky飾演的金男進入法庭,替電視台的司法新聞報導素描法庭審判的現場圖像。這個畫匠工作只能旁觀,面對心狠手辣或者老奸巨滑的嫌犯不能流露個人的悲喜驚怒,看著一旁啜泣或悲憤的受害人家屬,也不能上前慰問,他的職責只是「寫實」反應法庭情貌,不能加油添醋,更不能天馬行空自由發揮,「冷眼」不但是金男的工作準則,其實也呼應了《幸福的彼端》最基本的創作美學:金男安靜地坐在旁聽席上描繪著人生百態;橋口亮輔則用他的攝影機記錄著一對同居男女的九年悲歡,沒有大聲喧譁,亦無需激情嘶吼,金男把他的觀察畫進畫紙,橋口良輔則把他的人生觀察融進了他的膠捲之中。

生命如果像條長河,變化萬千的河上風景隨時就可能與我們擦身而過,揀撿不到,留存不住,來不及驚呼,來不及反應,就又彎轉進入了下一個風景,面對生命的走馬燈,畫作或電影能夠即時按下快門,紀錄其中一個風景,即已萬幸,然而即使只能淺嚐,每個風景都有餘韻無窮,坦白說,那就是藝術的化境了。法庭素描員的工作特質,其實正是全片神來一筆的精準「暗喻」,橋口良輔的功力由此可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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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村多江與Lily Franky的對手戲非常精彩,一顯一藏,一動一靜,一來一往之間寫盡了夫妻相處的幽微心情,木村多江先是幸福的小女人(不論是吃著香蕉,怨嫌老公不記得敦倫時光的小嘟怨;或者輕拉著男友背部衣杉的親蜜依偎),既而成為被憂愁纏身的職場女士(僵直身子面對出版客戶的刁難,卻又不肯妥協;在簽書會上顫抖潰堤的情緒失控),再轉成得歷經劫波試煉的中年女子(笑容中依舊帶有風霜,只是傷口已然結疤,只能迎著歲月繼續前行),她的每一場戲都處理得極其平淡自然,不見雕琢痕跡,卻散發著極具說服力的生命磁場,得獎可說實至名歸(木村多江先後獲得日本影藝學院獎和藍絲帶獎的最佳女主角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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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《東京鐵塔》的Lily Franky則是《幸福的彼端》中的另一個驚喜,金男的個性像棉花糖,嘴角總是帶著微笑,外界的狂潮怎麼也襲捲不了他,一切的作用力遇上他彷彿全陷進了棉絮裡,起不了作用,深得老子「水利萬物而不爭,故幾於道」的真諦。但是橋口亮輔更懂得他懂得Lily Franky的特質,給他空間,讓他的肢體得能顯現「縱浪大化中,不憂亦不懼」的柔軟自適;也給他特寫,讓他的眼神得能反應出他品領飲受的人生滋味,他的緩慢與自適,構成了《幸福的彼端》最有魅力的一個入口,從他身上切入,你就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滋味。電影因他而完全了最切題的意境,電影因他因而成就了特殊的風味,日本影壇只頒給他藍絲帶獎最佳新人獎,雖然不盡讓人滿意,但是,不論是金男,或者Lily Franky,必定也只是靜默地笑納,無意,亦無心去計較這些生命的瑣碎浪花。

 

文章轉載自藍祖蔚「藍色電影夢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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藍 祖蔚
從小在西門町長大,得空就去看電影,迷死了電影。 一度,因緣湊巧,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製片部經理,拍了林正盛導演的「美麗在唱歌」(得到東京影展女主角獎)和蔡明亮導演的「河流」(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)。 目前,得空時在教育電台主持「藍色電影院」。不管工作如何異動,對電影的熱情依舊在文字和聲音的工作中持續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