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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畫不是重點,畫前的這對男女才是,《名畫的控訴(Woman in Gold)》的片名點出了全片的重點。

會說故事的編劇或導演,懂得駕馭各種技法,說出一則動人的故事,未必是真,卻夠唬得大家一楞一楞的。

《名畫的控訴(Woman in Gold)》真正與畫有關的故事只有前五分鐘,知名畫家Gustav Klimt切下金箔片要貼上畫布,然後他問了模特兒Adele何以如此心緒不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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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ele說:「我很憂慮。」
畫家問:「憂慮什麼?」
Adele說:「未來」

電影對白都是千挑萬選才出來的結晶,這幾句對白放在開場白,是強有力的破題暗示,似乎Adele憂慮著迫近的戰事與家人的安危,為後來的納粹迫害,流落美國的黯然逃亡埋下伏筆。這款說故事的技巧是高明的,可惜是故意切割,要以誤導的虛構意象(誰知道Adele是否真的說過那句話?就算有,你又如何知道她在憂慮什麼?)帶出電影的真事事件。

且容我沿著歷史長河,回顧這一頁歷史:這幅畫是1907年完成,Adele則是在1925年過世,1933年希特勒才當選總理,直到1938年才併吞奧地利,換句話說,名畫完成了31年後,Adele的侄女Maria才在納粹壓迫下,想盡方法逃亡美國。是的,Adele還是模特兒的時刻,連歐戰都還沒發生,她又如何預見30年代傾家盪產的滅族危機?

是的,你可以說:「本片純屬虛構,如有雷同,純屬巧合。」偏偏,《名畫的控訴》的核心主軸強調的是真人實事,「艾妲兒肖像」確實迷人,對奧地利人的重要性也有如奧地利的「蒙娜麗莎」,但是畫歸原主,2006年被 Ronald Lauder以1億3500萬美金買下,典藏在紐約的Neue Galerie都是事實,《名畫的控訴》選用這個虛構的開場,確實唬人,卻禁不起深思,太過刻意的手痕,反而弱了電影格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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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,《名畫的控訴》的片名已經說明了編導的真正企圖:重點不在名畫,而在控訴,重點不在Adele或者Maria,而在納粹德國,以及聯手迫害猶太人的奧地利人。因為《名畫的控訴》的傳奇就在於兩位奧地利人後裔,靠著這場名畫官司,替受屈的先人一吐冤氣與怨氣。

如果不是Helen Mirren 演活了Maria,《名畫的控訴》就少了中流砥柱,因為Ryan Reynolds 飾演的律師Randol,其實並不關心他的大作曲家祖父Schoenberg是如何被納粹所迫,才離鄉背井流亡美國,像失根的蘭花度過晚年時光,他真正在意的是「艾妲兒肖像」身價破億,打贏這場官司,他就可以賺錢一大筆錢。正因為電影點出了他的唯利是圖,後來不惜辭職做最後一搏,也只是「富貴險中求」的冒險行動,少了平反歷史的熱情,一場正義行動,頓時也就變得不那麼「正義」了,對於會說故事的編導而言,這個角色的扁平化處理,讓電影少了魅力與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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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衡,讓《名畫的控訴》有如一部猶太人的宣傳片,奧地利人不是納粹共犯,就是想靠名畫漂白,卻又擁畫自重的勢利政客,堂堂文化部長絲毫沒有世界高度,念茲在茲的全是奧地利人的私心與面子,前倨後恭,更是自取其辱,編導就這樣一再打臉奧地利人,固然達到了快意恩仇的目的,卻也模糊了奧地利人的良知與血性(Daniel Brühl飾演的良心記者,即使曾經查出總統的納粹身份,即使一輩子努力彌補父親曾為納粹一份子的罪惡,但也只能暗助一臂之力,未能寫出擲地有聲的聲援報導?)。

《名畫的控訴》的主軸在於兩個平民百姓打官司贏了一個國家,讓世人得能重新檢視納粹橫行霸道時,世人究竟有多軟弱?相對於Ryan Reynolds的曖昧模糊,Helen Mirren卻能生動飲釋出老年Maria的精明與善變。從選擇律師,到不肯換律師,都說明了她的慧眼與毅力;應對進退之際,字字珠璣的唇舌功夫,更是讓人見識到「老太太」的犀利;至於近鄉情怯的猶疑,面對故居的傷感,則讓人看到她面對歷史幽靈的悽惻,確實是老薑夠辣。

 

文章轉載自「藍色電影夢」http://4bluestones.biz/mtblog/2015/06/post-302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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藍 祖蔚
從小在西門町長大,得空就去看電影,迷死了電影。 一度,因緣湊巧,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製片部經理,拍了林正盛導演的「美麗在唱歌」(得到東京影展女主角獎)和蔡明亮導演的「河流」(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)。 目前,得空時在教育電台主持「藍色電影院」。不管工作如何異動,對電影的熱情依舊在文字和聲音的工作中持續著。